对赌与企业家“赌性”

从突然提档到紧急撤档，冯导新片《芳华》的上映之路可谓一波三折。关于调档原因，官方并没有给出明确解释，评论区却炸开了锅。

有人猜测是无需多言的审查原因，“你懂得”；也有人认为是市场原因，为了保证票房收入，避开竞争激烈的国庆档；还有人揣测，这又是一次教科书式的营销方案……

但可以肯定的是，非迫不得已，一般不会选择撤档，毕竟物料投放以及路演等其他宣发方面的损失不可低估。

毋庸置疑，电影市场也是一个有人吃肉、有人喝汤的残酷战场。对背后的资本而言，评价标准只有一个，即票房。就是像冯小刚这样的大导演，就是想拍一部电影“讨好自己”的情怀，也不能“超凡脱俗”。

这还得从2015年冯导与华谊签订的“对赌协议”说起。

那一年，华谊花了10.5亿元高溢价收购浙江东阳美拉传媒有限公司70%的股权，冯小刚正是东阳美拉的法人代表（占有99%的股份）。开出来的条件是2016年税后净利润不低于1亿元，2017年到2020年，每年度业绩目标是在前一年净利润基础上增长15%，也就是说2017年度东阳美拉要完成1.15亿元的净利润，之后3年要分别完成1.32亿元、1.52亿元和1.75亿元的净利润。

去年《老炮儿》、《我不是潘金莲》两部电影票房惨淡，东阳美拉搭上了冯小刚的个人片酬、代言才勉强完成了2016年1亿元的税后净利润业绩。

这意味着，冯小刚接下来的几年，也不会轻松，尤其是在影视成本上升、影视业自身从井喷到失速的情况下——2016年中电影票房个位数增长。

但冯导眼前的大事儿就是《芳华》必须冲票房，否则就要拿自己身家赔上了。

更何况巨额的对赌协议很容易将资方意愿不经意地传达到影视作品中，有的时候编剧不再重要了，因为创意已溶解在一连串资本、时间的运作体系之中；演技不那么重要了，反正粉丝们想看的是偶像的脸……急于收回成本，不惜急功近利，牺牲作品质量，也框定了导演的艺术空间。

对于华谊而言，其实日子也不好过。

2016年营收和净利润双双负增长，出现上市8年来首次业绩下滑。如果不是依靠大笔抛售掌趣科技的股份，获得超过10亿元的投资收益，华谊2016年实际上已经陷入亏损泥潭。

华谊试图通过“明星资本化”的运作——用一大笔钱买明星股东手中的股份，然后签订对赌协议，达到保证上市公司业绩，又能达到绑定明星的效果。

仅从冯小刚的情况下看，“对赌”这条路走得并不顺畅。

什么是“对赌”？

“对赌”本是资本市场的概念，其专业说法是“估值调整机制”，指投资方与融资方在达成并购（或者融资）协议时，双方对于未来不确定情况的一种约定。

如果约定的条件出现，投资方可以行使一种权利；如果约定的条件不出现，融资方则行使一种权利。所以，对赌协议实际上就是期权的一种形式。

在电影行业里，“对赌”还有个行内称呼，叫“保底发行”。即制片方与发行方在影片上映前签订的一个对赌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确认一个票房数额，无论影片票房最终是多少，制片方都能提前锁定一笔高额收益，而发行方则在实际票房超出这个数额的部分，优先获得额外收入。

从本质上看，对赌协议只是一种金融工具，其初衷是出于对投融资双方的制衡。

融资方担心被贱卖，投资方担心被忽悠，博弈的结果是双方以股权为赌注，围绕该企业未来的收益设下赌局。

然而，既然是赌局，自然有输有赢。只要是“赌”，就有风险，赢面大，输面可能更大，也可能如周鸿祎所言，“对赌往往带来双输的局面”。

在企业界，对赌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最终能全身而退的企业却是凤毛麟角。如：

陈晓与摩根士丹利及鼎辉对赌输掉永乐电器；

吴长江引入软银赛富和施耐德后被逼出雷士照明；

张兰对赌鼎辉输掉俏江南；

冷杉投资、硅谷天堂等27家PE深陷山东瀚霖上市对赌，14亿元打水漂。

即便如此，对赌者却如过江之卿，前赴后继踏入资本赌局，上演或即将上演一幕幕悲喜剧。

而企业家之所以敢在刀口上舔血，不在于其胆大，无所畏惧，敢拿身家性命孤注一掷，也不在于胜算把握有多大，而在于其赌性太重，心怀侥幸，善巧方便，以为其它企业对赌失败不过是技不如人，或是资本处心积虑、诡计多端。

而这种赌性往往还被顶礼膜拜为冒险精神，其实，冒险精神与赌性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度的把握。

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真理与谬误就差半步，同理，冒险精神与赌性也只差半步。

冒险精神的特征具体表现为：

其一，混沌之中的先见之明，在复杂现象中，率先洞见事物真相与未来趋势，从而走在前面成为引领者。

其二，破釜沉舟的胆略与魄力，没有魄力的企业家不能成为推动者，而将被形势拖着走。

其三，集成创新。冒险与创新存在着天然联系，创新本身就是一种冒险，而智慧的本质又是创新，因此，冒险精神可以理解为是匹配行业、企业发展阶段、规模，集成各种元素的创新。

其四，正确的偏执，正如英特尔的总裁所言，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那种对于征服和快感的追求，推崇厚黑学和权谋之道，偏爱赌博式的经营方式、华尔街式的资本运作手段，与权力勾兑，其实是对冒险精神的误读。

这种赌性不仅内生于企业家性格本身，还来自更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

如企业经营与政策的不确定性迫使企业家去“押注”，前30年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大量体制性赚钱机会撩拨着企业家内心潜伏的赌性，股市制度缺陷吸引着企业不顾一切上市变现，企业自身快速发展与扩张以及市场竞争的惨烈也促使企业家放手一搏。

尽管有身不由已的无奈，但带着沉重的资本镣铐，如何能拍出好戏，如何能做出好产品，找到好的商业模式，考验的是能力也是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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